如果代议机构不能更有力地参与对外关系过程，其结果或是代议机构只能接受行政部门的谈判成果从而对国内法做出可能超出其预料的修改，由此在国内引发纷争。

就对象而言，要详细、充分了解立法调整事态所涉及的各种内外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对与法律运作相关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的限制性、相关性因素予以综合考察。然而，实证社会理论这种决定论和价值中立的观点却一直受到来自社会科学理论内部的挑战

尤其是政府作为第三方治理的委托方时，如果排污企业违反法律法规或合同规定而导致发生环境污染时，政府可以向排污单位追责。[13]参见巩固：《激励理论与环境法研究的实践转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23页。在这种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中，排污企业、第三方治理企业与政府形成新型的合作治理污染的关系。这种全能型政府模式与现代政府所追求的高效性与服务性不相符合，导致环境治理的低效率甚至是失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对自身的认识与定位存在偏差，忽视其他主体参与治理的主动性。[16]参见刘宗德：《公私协力与自主规制之公法学理论》，《月旦法学杂志》2013年第6期，第18页。

现代政府非常重视对自身合法性和合目的性的塑造，以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实现以服务社会为理念的基本价值追求。很多地方政府都建立了基于网络与数据库的信息共享系统。这表现在我国《立法法》中便是立法原则中的法治原则，其基本目的可以表述为法制统一。

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在于澄清，实践本身并不带有明显的反思性特征，但实践却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道理。这样，意义问题和知识问题成为了两个独立的问题，以康德为例，他的理论理性关注的是知识的客观基础，而我们应当做什么是其纯粹理性批判不能研究的。在科学立法的主题下，之所以区分作为立法的活动和关于立法的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做这种区分会使得讨论无法进行。虽然笔者不赞成将所有这些相关活动都纳入科学立法原则这一主题之下，但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们依旧可以纳入到一般实践活动科学性的评价之下，虽然与作为立法的活动不同，在其所遵循的事实—目的模式中，其目的并未包涵如立法活动所具有的严格的政治性和规范性的两重限制，更不以法律这一中介来参与到世界改造之中，但其依然受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这两个一般实践活动科学标准的支配，从现实操作的角度来讲，其至少分享着前述关于针对事实实现合规律性的诸种工具。

进入专题： 科学立法 立法原则 科学标准 合规律性 合目的性 。[2] 自然科学首先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动。

[15]这种正确不是真理意义上的客观，以立法活动为例，它体现为立法是否符合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的事实，并非是真理性而是合事实性。作为手段之有效性的实现，尚有另外一规范性目的达成的含义，即立法与法律适用之间存在互补，表现为法教义学可以为立法学做出自己的贡献。通过对当前我国立法诸原则关系的重述，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形成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19]然而，无论是何种路线，这种正当性基础必然融入政治统一体建立以后的国家权力运行之中，进而成为具体国家权力运行必须遵守的原则。

因此，为了澄清科学立法原则中的科学含义，就需要我们追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一般实践活动对科学的理解。[22]这样，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立法目的不仅要受到政治价值的限制，而且必须要受到既有法律体系的限制，这种限制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规范性限制。将避免进行复杂的大规模的改革。进一步而言，这种不加反思的研究态度将大量边缘问题甚至无关的问题，随意归诸科学立法原则这一主题之下，最终导致无法形成清晰的研究框架，无法区分科学立法原则的主干命题和枝叶命题、中心命题和外围命题，最终也就使得研究无法聚焦，进而无法产生连续、有品质的作品。

张志铭教授将其总结为一种理性主义的建构思路。[4]同上注，W.C.丹皮尔书，第10页。

事实性原则关注的对象是立法中的事实问题，主要关乎对立法调整对象所涉及的具体情况和客观规律的了解掌握，该原则本身既不可能产生任何主观价值或目的，同时也无法评价任何主观性目标的优劣善恶，在立法原则中主要指的是科学立法原则。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4页。

从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立法活动的中心不是逻辑而是生活的意义，法律是一种具有某种社会目的的实践活动，它是实现各种社会目的的手段。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原则以在立法活动中尽可能地实现政治价值、规范性要求、具体目的这三重目的为目标，它不关心这些具体立法目的为何、政治价值的善恶，它对预定的目标不提供任何判断和选择，仅仅认为能最大程度满足目的实现的调整手段就是科学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关注的是实践活动中目的的达成，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科学的此种现代意涵代表着现代工具理性的形成，韦伯对这种转变予以了深刻且明晰的刻画，借用一位解释者的总结就是：它关注的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是指人的算计能力，有效达致可欲目标的能力。学界对科学立法原则虽多有探讨，但是整体上讲，这方面的研究存在破碎与流俗。二、科学的含义与实践活动中的科学 现代社会，科学首先是作为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而存在，它作为一种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体系，已经系统性地渗透到了当代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前者要求法律规范之间建立起一种支持关系，规范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冲突与矛盾，并能以体系化的方式得以呈现。

近代世界开启之后，一个最大的变化便是传统世界观的脱钳，即宇宙不再被视为具有意义的存在而被还原为一个仅仅具有因果关系的物理宇宙。本文探讨的立法活动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一般实践观念之中，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解释力，是实践活动中关于科学的主要支配观念。

正因如此，国内关于科学立法的讨论变得极为泛化，和立法相关的所有实践活动几乎都被纳入到了科学立法的主题之下，从而使得科学立法主题逐渐失去焦点。科学立法原则关注于立法事实的收集加工以及立法目的达致的手段问题，而非立法活动中价值、目的的产出问题。

例如立法需求的发现、立法预测、立法决策、立法评估，这几类行为属于前立法或者后立法行为，其本身作为一般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存在着可以科学化的可能，但与最终制定出的法律是否科学、正确并无严格的、直接的逻辑关系，它们无法直接纳入科学立法的主题，当然由于其与作为立法的活动处于直接关联的锁链之中，它们依然可以在另外的意义上进入科学立法这一主题，这一点后文将会论述。[5]这一点体现在实证主义哲学的旗手马赫的论述中，他认为科学只能把我们的感官所领会的现象的信息告诉我们，实在的最后性质不是我们的智力所能达到的。

更为明显的是，从科学立法的角度来看，能否制定出科学的法律在本质上与谁为立法主体没有必然关系，地方政府可能由于符合科学性的要求而制定良好的法律，而中央政府可能由于没有遵循科学规律而导致无效法律的产生。这种独特的间接性反过来对立法目的本身产生某种限制性。民主原则在政治原理中往往居于最高的地位，特别是当从主权理论或者制宪权理论的角度出发，民主往往是一个政治统一体具有最终决定性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可以重塑一国作为整体的宪法价值、革新一国国体政体。上述实证社会科学的局限性都会反映在立法科学中，进而构成了科学立法原则的第一种局限性。

这就要求研究的展开要有根基，追根溯源，从理性化这个现代世界极为重要的特征出发，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科学的意涵为背景，审视科学这一近代最强力的事理说明方式在实践活动中的意义，并从实践活动中分离出具有独特内涵的立法活动。（3）价值中立，主张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应带入任何个人价值、情感或者偏见，须保持研究的客观性。

这些主观性目标本身无法从科学立法内部推演出来，科学立法本身并不保证良法的产生。从普遍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在任何时代、任何政治体制之中，只要我们谈及立法权，必然预设了政治统一体即国家的存在。

[2]逻辑实证主义之后的历史主义学派、范式理论等继续着何为科学的追问，但晚近理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以往的划界理论进行解构上，对于如何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却无多大的建树，由于问题本身面临的困难，其中一些人甚至企图消解何为科学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逃避困难的表现。虽然融贯性和明晰性并非是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21]但是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统一体中，它依然是立法者为社会提供稳定的秩序引导时应肩负的基本责任。

第一，就研究对象而言，接续柏拉图的传统区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中世纪世界观首先表现为一种嵌套结构，人类社会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宇宙不仅仅是物理宇宙，其中充满意义，现实世界应以之为价值皈依，而哲学的目的是探究不断流变之现实世界背后的不变的理念世界。[28]［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贾春增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五、科学立法原则的实现及作用边界 （一）科学立法原则的实现 如前所述，科学立法原则在立法活动中可以表述为对调整事态的事实认知和对其他立法原则所提出之目的或价值的实现，前者要求在科学立法原则的指导下对作为立法对象的社会关系自身及其背后的客观规律予以清晰把握，后者要求在科学立法原则的指导下寻求实现各种预定目的的最优方案。科学立法中科学的第一层含义就是针对法律调整对象这一事实的合规律性认知活动，它反对的是立法过程中用过往经验、主观意志、个人臆断代替对法律调整事态具体情况的了解，而主张立法过程中应对其具体调整对象进行严格的调查研究，透析作为立法展开背景之社会环境的运作规律，透析作为调整对象之社会关系本身的客观运作规律，为立法工作提供一个真实、明确的事实基础，科学立法的这种含义主要集中于事实性的求真。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就何为科学可以提炼出事实性这一判断标准，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合规律性。它发端于有目的的人类实践活动。

所谓流俗，指的是当前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不高，大多数研究流于对一般科学观念的反复叙说，未能直面问题，层层推进。摘要:  通过考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特性可以归纳出科学基于事实的合规律性意涵，而从实践活动中可以得出科学基于效用的合目的性意涵。

综上所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首先它们将研究对象锁定为事实，在自然科学中这种事实是自然事实，在社会科学中这种事实为社会事实。[10]See Nicholas Lobkowicz,Theory and Practice:History of a Concept from Aristotle to Marx.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7, p35-46. [11]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1-612页。